承办律师：祁晓玲 刘堂水

案情简介：

原告刘某与被告某电子公司于2007年6月11日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由刘某向电子公司出售机床五台，总价值13万元。合同签订后，刘某向电子公司提供了上述产品。电子公司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07年6月15日向刘某支付货款人民币3万元、2007年8月13日向刘某支付货款人民币2万元。另电子公司交付刘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出票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出票人为武汉某技术公司，收款人为武汉某电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08年2月8日。该汇票背书过程收款人武汉某电子公司将背书转让给电子公司，电子公司又将背书转让给刘某指定的泰州市某冶金公司。电子公司未支付货款余额为3万元。

该汇票到期日，持票人泰州市某冶金公司向银行提示付款，因出票人武汉某技术公司拒绝付款而未能承兑。

刘某于2009年9月8日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电子公司支付货款8万元。祁晓玲律师、刘堂水律师受电子公司电子公司委托代理参加诉讼。

承办律师主要意见：

1、电子公司向刘某交付汇票的行为即为支付结算行为，电子公司支付5万元的货款义务消灭，刘某收取5万元货款的买卖合同权利因收取票据的行为而转化为相应票据权利；

2、刘某指定的被背书人怠于行使票据权利，未在银行拒付后6个月内向电子公司追索，丧失对电子公司的追索权；

3、刘某要求电子公司支付承兑汇票所记载的5万元与其要求支付尚未计付的货款3万元的诉讼请求，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为票据法律关系，后者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能同案审理。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电子公司向刘某交付了票据不等于履行了付款义务，刘某亦不是以票据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以电子公司拖欠货款向法院主张权利，刘某是货款的合法权利人，故电子公司仍应对未支付的货款3万元、未能兑付的票据5万元一并作为拖欠的货款承担清偿责任，因而一审法院判决电子公司支付刘某货款8万元。电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刘伟认为自己虽然丧失向票据前手的追索权，但仍享有民事权利。经过双方的激烈争论后，该案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电子公司支付刘伟5.3万元。

 本案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电子公司交付刘某的承兑汇票的到期日是2008年2月8日。刘某在承兑汇票被拒付后没有向票据前手电子公司进行追索，直到2009年9月到法院起诉，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已经超过追索诉讼时效。那么，丧失对前手电子公司追索权的情况下，刘某是否依然享有民事权利？如果享有，是否可以无条件行使，即要求电子公司直接支付货款8万元还是3万元？

案件评析：

本案焦点所涉及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该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该条规定的是票据的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有：（1）票据上的权利曾有效存在过。（2）票据上的权利因时效或欠缺而丧失。（3）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权利人是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义务人是出票人或承兑人。（4）出票人或承兑人必须因此受益。受益，是指出票人或承兑人因出票或承兑而实际上享受到了利益，而不论这种利益体现为何种形态。

在本案中，电子公司并非利益返还请求权的义务主体，即并非出票人或承兑人，电子公司并未因该汇票而获得任何利益，自然无利益返还之说，因此，依据该条认为电子公司依然需承担责任，刘某依然对其享有民事权利不能成立，刘某应当以其指定背书人名义向出票人武汉某技术公司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

但是，该种情况下，刘某是否依然享有原合同权利呢？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最高院吴庆宝法官认为，虽然电子公司在此情况下不承担利益返还请求权责任，却仍需承担原合同责任。理论界对此颇有争议，笔者认为：该情况下电子公司确实依然需承担原合同责任，但前提是刘某在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未果的情况下电子公司才承担原合同责任。

利益返还请求权和原合同民事债权是两类不同的权利，两种权利可以竞合，法律对此并未有禁止性的规定，只是存在怎样解决竞合的问题。如何行使该权利，不过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首先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若未果，则可主张民事债权；第二，首先适用民事债权，若未果，则可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第三，任意选择其一适用。笔者以为只有第一种观点才更合理，理由有：

首先，票据制度作为民商法上的一项特殊制度，创设的目的在于通过票据的流通，实现其支付、结算、融资、信用等重要功能，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采用第二、三种观点，允许持票人首先主张民事债权，票据将会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电子公司一开始就需承担原合同责任，则意味着交付汇票的行为在双方之间并未产生结算的法律行为，合同关系并未转化为票据关系，而《支付结算办法》明确规定，交付商业汇票的行为即为结算行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交易的稳定，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同时法律为保障持票人的权利，也为持票人规定了充分的救济权利，只是该些救济权利开始非依据原合同，而是依据其所持的票据，如对前手的追索权及利益返还请求权，如此既维护了交付票据的结算行为，又保障了持票人的权利，只有结算最终没有完成，票据没有完成其应有的责任后，才被迫转移到原合同关系上来，这才是票据法立法的真正本意。本案中因为刘某指定背书人怠于行使权利，丧失了对电子公司的前手追索权，其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可随时依据原合同而向电子公司主张权利，否则《票据法》中规定的对前手追索权的6个月时效将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若采用第二种观点，在事实上，使得持票人的前手，若其不是出票人的话，将因此承担票据受阻碍的本应归咎于出票人的责任。采用第三种观点同样如此，很可能造成出票人获得不当得利，而持票人的前手将遭受损失，从而违背了民法的过错原则及公平原则。该案中，有过错的是出票人武汉某技术公司，其应当最终承担该5万元的付款责任，如果依一审判决，电子公司向刘某支付了该5万元，那么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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